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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教育思想是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经验中心。杜威是在批判旧教育的过程中提出“儿童中心主义”思想的,也就是说,是在“破旧”中“立新”的。
在杜威看来,在传统教育那里,“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教科书“是过去的学问和智慧的主要代表”,而“教师是使学生和教材有效地联系起来的机体,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为准则的代言人”。
主要介绍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约翰·杜威
如果将我们的社会拉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最受欢迎的绝对不会是什么明星艺人,而是学者。如今明星的一两句话便能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大的讨论,可在曾经的中国,只有学者说的话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英文释义:教育并非是人生的预备,教育就是人生
其中的原因很现实,就是因为那时的中国需要变革,需要救亡图存。而西方的理论无疑是最有市场的,当时的许多大家,基本都有留洋经历,比如说民国大师胡适、“万世师表”陶行知、中国现代哲学奠基人冯友兰、 北大教授蒋梦麟等人,而一大批民国大师的师傅,都指向了一个人——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其实仅仅去称呼杜威哲学家不太严谨,因为他的学术思想涉及科学、艺术、经济、教育、历史等,几乎是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奠基人。在当时,杜威被称为美国三大哲学家之一,而蔡元培则给他起了个应景的外号:中国的孔子。
在杜威生前,曾经是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还开辟了风靡一时的芝加哥社会学派,这个学派对后来社会学和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说提出的象征性互动理论,就认为人之所以形成群体,构成社会,都来自于相互之间通过符号进行的互动过程。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收了几个中国学生,其中包括胡适、蒋梦麟、陶行知。而且在1946年陶行知因为工作劳累去世时,远在美国的杜威联合教育界举行了陶行知追悼会,杜威任名誉主席,他曾这样称赞陶行知:“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蒋梦麟则是后来北京大学的校长,抗战时期与梅贻琦、张伯苓共同主持具有“学府北辰”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胡适则更不用详述,上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基本都清楚胡适的贡献。而就是这三个人,使得杜威访华有了可能。
1919年1月,杜威与夫人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收到学生的邀请,来日本访学,作为一名誉满全球的学者,杜威一踏进日本就受到各种礼遇,除了进行演讲,就是与各界名流进行交流访谈。
在此期间,日本天皇接见了杜威,并准备授予杜威一枚勋章,但是在日本呆了一段时间的杜威拒绝了,他发现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太盛,并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
而此时正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的陶行知知道自己的恩师杜威正在日本讲学,万分激动,并立马给杜威去了一封信,可是陶行知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联系胡适,在信中这样写道:“现在又有你欢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够来了。”最终胡适又给恩师写了封信。
当杜威收到这些信时,心里自然是相当感动,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他,也对遥远的东方文明古国有一些幻想。可是杜威面临的窘况是他的经费马上就要用完了。但马上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等正式邀请杜威,并为杜威提供资金。
1919年4月30日,杜威和夫人乘坐着“熊野丸”号轮船来到了上海,那天《申报》的新闻是这样写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自西京来电,于30日到沪》,并且评价杜威是“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
而且在此之前,胡适、陶行知也东奔西忙,积极为杜威进行宣传,胡适为了宣传杜威的“实证主义”,提出了“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著名论断。
当胡适、陶行知、蒋梦麟从上海码头接到远道而来的杜威时,师徒几人似乎一下回到了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时代。
而来到中国之后,学生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后来杜威给女儿说起他当时的心情:“我得不停地演讲,以回馈他们。”所以之后杜威的行程十分繁多。作为一个美国人,于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别,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翻译为这些演讲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威(前排右一)与胡适(后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三)、史量才(前排左一)
其中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赵元任的妻子,也是中国第一个留学日本的女博士杨步伟回忆起这件事时谈到,当时杜威做演讲时,她只是一个医生,根本不懂哲学和英文,所以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之后一位朋友告诉她:“你不用愁不懂这个那个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做翻译,不但说得有精有神,而(且)说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学,并且他人非常漂亮,有风采,你非去听一次不可。”从中可见胡适的才华和颜值对于这次演讲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杜威来华之后,蔡元培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软磨硬泡,硬是让他同意让杜威请假两年在中国久居。在此期间,他也会见了很多政要,比如说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的林长民。杜威回忆,当时接待他的是林长民年仅14岁的女儿林徽因,对她的印象是“她在当地的一所英语学校接受教育,说着漂亮的英语,此外还是一个有天赋、有趣的女孩。”
之后又会见了孙中山,而和孙中山这次会面,杜威毫不客气的、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国民的弊端,他说:“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孙中山也只能尴尬的笑笑,用了“知易行难”这个中国古话做了回应。一方面侧面肯定了杜威的这一论断,另一方面也道出了改造的困难环境。
杜威在自己的家书中写道:“这个国家的座右铭包括‘谁知道呢’、‘就这样吧’。”在杜威看来,国人们多喜欢发表意见而不愿意去踏踏实实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道理知道的很多,可就是不想撸起袖子干。”
不过很快,杜威纠正了自己的这一思想,因为在这时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在他看来,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觉醒。
并且在当年12月,杜威发表了名为《中国人的国家情感》的文章,他在其中这样评价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五四运动是中国国家感情存在与力量的突出证明,如果还有什么地方的人对中国人爱国主义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怀疑态度,那么这种证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训。”
虽然杜威是美国学者,但是他在讨论中美关系时却毫不含糊。在他看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家长式”的,而这种政策只会使国际形势变得更糟,而且对于美国自身和远东关系都没有好处。
杜威尤其反对美国干预他国内政,他说:“国家应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给每个国家一个处理自己事务的机会。”
所以杜威认为,当时的中国需要改革,而前提就是美国应停止干预中国事务,只有这样才能能够使一个国家健康成长。
在中国的日子里,杜威吃胖了,所以每天不得不起床爬山锻炼。而就在这时,哥伦比亚大学催促杜威回国。杜威对学生说,他已经将所有的通识课程全部讲完了,剩下的普及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了。
在临走之前,胡适、陶行知等人在今雨轩为杜威夫妇践行,二人回忆起两年中国时光,颇有感触。杜威说:“这两年,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学得也比什么时候都多。”
杜威的妻子也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质的变化,并对中国做出了一番评价:“美国人从前总以中国为一大块黑暗的地方,五六十岁的人都作如此想,我从前也不敢前来,但是来了以后,觉得不然。暗室当中已经有了电灯,墙上挂着的许多美术品都因而看见了。”
之后,杜威夫妇在青岛乘坐“西京丸”号邮轮返回国内,在他们的行李箱中装载着中国丝绸等纪念品。1952年6月1日,93岁的杜威在美国纽约去世。后来杜威的女儿回忆起父亲说:“他这辈子除了美国,最爱的国家就是中国。”
有一天,杜威和一群哲学家在百老汇的大街上行走。百老汇是美国的喜剧活动中心,那边有着许许多多电影放映的地方。于是,有一个朋友就提议,大家一起去看露天电影。这个想法很快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由于刚刚还在思考哲学问题的哲学家们,还没反应细想,就往露天电影院方向走去。
走到了露天电影院门口,才突然恍然大悟。现在是白天,而露天电影院晚上才开始营业,那群哲学家才意识到托马斯·鲍威尔的一句话:“电影是要求黑暗,但是黑暗在这个角落的白天里,并不是那么猖獗。”这是一句有着哲理同时也有诗意的话。说明在杜威的生活里,处处都是诗意化的哲学。他认为,生活的就是哲学的一部分。
约翰杜威不仅对美国的教育哲学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教授时,有着不少中国求学者。这批学生包括胡适、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李建勋、蒋梦麟等。
这些人回到中国以后,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他们为中国近现代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人对自己的导师杜威教授,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或许杜威自己也没想到,由于他的授教,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教育历史。
扩展资料:
从实用主义经验论和机能心理学出发,杜威批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并就教育本质提出了他的基本观点,“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1、教育即生活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儿童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要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
由于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就是原始的本能生长的过程,因此,杜威又强调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他看来,教育不是把外面的东西强迫儿童去吸收,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由此,杜威认为,教育过程在它的自身以外无目的,教育的目的就在教育的过程之中。其实,他反对的是把从外面强加的目的作为儿童生长的正式目标。
2、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既然教育是一种社会生活过程,那么学校就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他强调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在学校里,应该把现实的社会生活简化到一个雏形的状态,应该呈现儿童的社会生活。
就“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来说,杜威提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应该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
但是,“学校即社会”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在学校里的简单重现。杜威又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应该具有3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简单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青少年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的平衡的环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约翰·杜威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和评论家。
1859年10月20日,杜威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柏林顿的一个零售商家庭。1875年,中学毕业后杜威进入佛蒙特大学。大学期间,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起他的注意,并对哲学问题产生兴趣。1879年他以优异的学业成绩毕业。随后到乡间中小学执教两年。1882年秋,杜威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教育和哲学,并于1884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杜威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任教。1894年,杜威始任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1896年创办包括幼儿部在内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即“杜威学校”),实验并补充、完善其教育理论,杜威也因为这个学校而出名。1903年,实验学校停办。次年,杜威辞去芝加哥大学的职务,前往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至1930年退休,退休后仍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至193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1919年来华讲学,前后长达两年之久,在我国教育界产生很大影响。1952年6月1日,杜威因肺炎在纽约去世。
在芝加哥的10年是杜威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当时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势头进一步推动了他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杜威一生勤于笔耕,直到逝世之前仍坚持写作,因此平生著述众多。共计有论文815篇,专著44本(其中有关教育学的有11本)。杜威在教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学校与社会》(1899年)、《儿童与课程》(1902年)、《我们怎样思维》(1910年)、《明日之学校》(1915年)、《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经验与教育》(1938年)等,其中《民主主义与教育》是杜威影响最大的教育著作。
杜威的教育思想有“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教育无目的论、“学校即社会”、教学论、道德教育论。
1、教育即“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
教育能传递人类积累的经验,丰富人类经验的内容,增强经验指导生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从而把社会生活维系起来和发展起来。广义地讲,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人接触、相互影响、逐步扩大和改进经验,养成道德品质和习得知识技能,这就是教育。
由于改造经验必须紧密地和生活结为一体,而且改造经验能够促使个人成长,杜威便总结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为经验的改造”。
2、教育无目的论
杜威认为,在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中,教育只是外力强加于受教育者的目的。在民主的社会中就不同了,应当奉行无目的论。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日益激化的年代,杜威很强调教育在改进社会方面的效用,杜威教育目的论的资产阶级性是显而易见的。
3、“学校即社会”
杜威认为人们在社会中参加真实的生活,才是身心成长和改造经验的正当途径。所以教师要把教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儿童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养成品德和获得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
4、教学论
杜威以教育是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的理论为基础,对教材和教法等作出和传统观念不同的论述。
在教材的选择上,杜威建议“学校与科目的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具体地讲是学校安排种种作业,把基本的人类事物引进学校里来,作为学校的教材。
在教学方法上,杜威主张“从做中学”,他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
5、道德教育论
杜威说:“道德是教育的最高和最终的目的。”、“道德过程和教育过程是统一的。”在杜威看来,德育在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杜威极力强调道德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
在实施方面,杜威首先主张“在活动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其次是要求结合智育达到德育的目的。再次,他很注重教育方法的道德教育作用。
杜威的简介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约翰·杜威在学术生涯中,曾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杜威一生推崇民主制度,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互补性,民主思想是他众多著作的主题。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 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
约翰·杜威在学术生涯中,曾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 杜威一生推崇民主制度,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互补性,民主思想是他众多著作的主题。 与此同时,他也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 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创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University of Chicago Laboratory Schools)作为他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其太太担任学校校长。
杜威的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曾到访中国,见证了五四运动并与孙中山会面,培养了包括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国学大师和学者。 杜威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2006年12月,美国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将杜威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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