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讯门户网站
1985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在距晋江约180公里的福州长乐，看到一个由五户农民凑出5万元创办的乡村工厂，他将之称为中国工业化初期“可爱的秧苗”。彼时，晋江正以“大股套小股”的联户集资方式点燃制鞋的野火，费孝通与罗涵先将之提炼为与苏南、温州并立的“晋江模式”，其内核是蕴藏于侨乡血脉中的“拍外传统”与市场直觉。
“鞋都”是如何诞生的？从陈埭镇四境村自发形成的“鞋业一条街”，到占地200亩的“中国鞋都”专业市场；从“假药案”重创下的信誉危机，到“质量兴镇”的绝地转身。在无数次“无为而治”与“有为引导”的平衡中，一部产业史诗就此浮现。
下文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鞋帮：中国运动品牌四十年》一书相关章节。摘编有删减，主标题为摘编者所取。注释见原书。
《鞋帮：中国运动品牌四十年》
作者：黄子懿
1.“洋派搞法”
晋江这第一把燎原的野火，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组前往晋江，归纳出“晋江模式”，把晋江与苏南、温州、珠江的发展范例并称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四大模式”。晋江是当中唯一的县域。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邓伟 摄
“晋江模式”的提出者是费孝通和罗涵先。20世纪80年代，当晋江开启做鞋浪潮时，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的费孝通正在思索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他先后去了苏南、温州调研，内心生出一个巨大的疑问：在一个既没有大城市可依靠，又没有商业传统的农业地区，应该怎么发展乡镇经济？农村要发展，就要有原始的、数额不低的启动资金。但一般的中国农村，不像苏南那样有良好的工业基础，也不似温州那样靠着外出贩运、走码头、卖手艺有了积累。人民公社业已解体，农村没有集体积累，贷款又近乎天方夜谭，农民应该去哪里找资金呢？
以晋江为代表的发展模式，给了费孝通和罗涵先很大启发。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人到福建调研，发现当地流行一种联户集资经营的模式。他们访问过好几家企业，都由所谓“大股套小股”的方式组成，5万元人民币一大股。假如有四个人合伙，其中，一人人三股，一人人二股，其余两人各人一股，则该企业一共有七股，总资金35万元。但如果有一人拿不出这一股5万元，就必须和别人合伙凑钱，把大股分为若干小股。具体来讲，如果他能邀请到三人，就可把一个大股分为五个小股，本人认二个小股，其余三人各认一小股。多数企业只认大股代表人，这是成立时就立下的章程。
“这完全是‘洋派搞法’。而大股所邀的小股往往又沾亲带故，表现出民族色彩。”罗涵先认为，这种股份制自有其优点，“可溶性很大”。它有利于晋江企业进行横向联合，可以与国营商业、工业、供销社搞联营，还有利于吸引外资、侨资，试行职工参股等。罗涵先在当地看到了内资、侨资、港台资，集资方式五花八门，让他记忆尤为深刻。据统计，这类以联户集资方式联办的企业占了晋江乡镇企业的80%。
1985年，费孝通在距晋江约180公里的福州长乐接触到一个类似案例：一个村子想搞乡村工业，有五个村民通过亲戚募资串联起几十家，凑了5万元，拿着这笔钱去找门路、请技师、买设备。住宅被用作厂房，儿女也成了不拿工资的工人。这种与晋江鞋业发家模式近乎相同的方式，被费孝通视为与江村类似的“草根工业”典型——由农民省吃俭用积累出资金，利用简单的机器设备，逐步发展起一种属于农民的工业。费孝通说，自己在这里看到了祖国工业化初期“可爱的秧苗”。
1988年，费孝通与罗涵先在两人合著的《乡镇经济比较模式》中，首次提炼出“晋江模式”，该模式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集资经营。“‘晋江模式’以它特有的活动方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它既不同于苏南，又不同于温州，它的发生、存在与发展，有它自己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不把蕴藏在晋江经济中最生动、最活跃、最本质的东西寻找出来，是难以说明问题的。”罗涵先写道，“它是什么？概括地说，它就是内涵于广大晋江侨属中的蕴蓄深厚的拍外传统和强烈要求改变贫穷现状的致富愿望。”
基于拍外传统的开放性，是“晋江模式”的另一大特征。罗涵先认为，其拍外性不亚于珠海、深圳这样的特区，尤其可贵的是，它完全是在民间兴旺起来的。“正因为它外向，所以它重视信息，注重经营，讲求效率，并善于运用‘外辐射’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从这一点出发，它在经营思想上不是寄托于资源优势，而是寄托于市场。”这种外向型的市场导向，让晋江走的是一条“市场—原材料—技术”和“原材料—市场—技术”的经营路子，一改传统的“原材料—技术—市场”的资源开发型产业的单一模式。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助推了当地农民向现代化的“经济人”靠拢。坐拥侨乡优势、做“三来一补”加工，使晋江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大分工中。当地人通过引入先进设备和技术，培养了视野与市场意识。罗涵先观察到，晋江乡镇企业普遍是以销定产，有3500人的供销员队伍活跃在全国各地。再后来，“三资”企业成了主导力量，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外壳”为当地的技术更新注入了动力。“讲求科学管理，重视现代科技，敢于大胆引进先进技术，敢于重金礼聘人才，是他们在经营上的重要特点。”从1980年开始，晋江在五年内引进了各种设备18000多台。到了1985年，每个企业平均拥有30名从业人员，流动资金1.82万元，远远超出一般小生产者的范围。
一种颇具“洋”味的减震旅游鞋，在调研中给费孝通和罗涵先留下了鲜活的记忆。那时候，旅游鞋还是新鲜事物，但晋江已有了一些别处没有的“洋货”仿制品。这种鞋子用牛绒皮加白帆布缝制成鞋帮，用橡塑底贴着牛筋底，加特种黏合剂制成复合底，能起到一定的缓冲减震作用。该产品由一家“三资”企业研制。他们访问了该企业，高兴地会见了负责人——一位来自我国台湾的爱国老人。
不过，他们在调研的最后也提到，晋江的乡镇经济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的调查远远没有吃透”。他们还认为，晋江的复杂性更在于，这里牵涉了一系列的政策问题。
在晋江鞋业快速起步之际，中国社会的坚冰融化却是漫长的。
1980年8月，晋江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创性地提出“五个允许”（允许群众集资办企业、允许雇工、允许股金分红、允许随行就市、允许供销人员按供销额提取业务费）的扶持政策。这些大胆的举措激活了这片土地上被闲置的资源，大大推动了晋江农村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年，晋江的工业产值在1949年后第一次超过其农业产值。
对于晋江来说，1980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影响晋江改革进程的关键人物，在它刚刚创造历史的时刻，来到了这里。当年12月，项南授命调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他的到任，是中央推动福建沿海地带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举措。
那一年的项南已年过花甲。他生于福建龙岩，做事雷厉风行，以改革者的姿态到任家乡后不久，就看到了乡镇企业在故土发展的广阔前景。他说：“福建省的2500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地见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1981年，全国经济进入调整期，乡镇企业因有“私生子”之嫌而饱受质疑。1982年，全国又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晋江、石狮榜上有名。在这些攸关进退的时刻，项南一次次地站出来公开表态：“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陈埭镇家家点火、户户点灯的做鞋热潮，在此时吸引了项南的注意。1983年5月，当陈埭镇的乡镇企业数量攀升至福建省第一时，项南率领200多名干部浩浩荡荡地来此考察。《闽之龙》里记载，那时候，陈埭人的心中忐忑不已，人心“茫茫”（闽南话稀里糊涂的意思），因为不知自己搞的这些龙之道保健养生会所东西是“姓资”还是“姓社”。项南这次到访，就像是要为他们过去几年的发展来定性打分的。
项南一行在陈埭考察了三天，去了最早做鞋的洋埭村村民林土秋的工厂，还看望了曾因办“地下黑工厂”而蹲大狱的林金田。最后一天下午，项南在晋江影剧院对在场的300余名干部发表讲话。他高度评价了陈埭乡镇企业的发展，称这种模式解决了就业问题、资金问题、销售问题以及侨乡过去的风气问题。“陈埭公社是福建的一枝花……希望大家都来关心和爱护这枝花，使这样的花开遍八闽大地！”项南总结道。
话语落下的那一瞬间，会场掌声雷动。陈埭镇上的人们激动不已，有一种如获大赦般的狂喜。获得官方认可的他们在下半年加足马力，当年就以1.1027亿元的工农业总产值成为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一面由省政府授予的写有“乡镇企业一枝花”的锦旗，从那时起就被挂在陈埭镇党委办公室的墙上，那之后，洋埭村的村民都记得，中央领导很快也来考察了，“那时候我们村连一条水泥路都还没有呢”。
但很快，改革的代价不期而至。1985年，“晋江假药案”曝光，项南受到牵连，在半年内做了五次检讨后被中央罢免。为了不影响新任班子工作，他在1986年离任时还立下五年不回福建的承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之一、晋江人孙长江后来在《项南传记》的序言中描述了那段时间里的暴风骤雨：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压力之下，他嘱咐时任晋江地委书记的张明俊，要“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晋江的经济蒙受更大的损失。
泉州德化县的县委书记尤垂镇被紧急调任晋江，处理“假药案”并主持日常工作。张明俊将尤垂镇叫到泉州谈话，传达了项南的意思。时隔30多年后，已年过八旬的尤垂镇还记得项南当时强调的“除虫护花”四字处理方针。他对来访者回忆，项南书记说要“除虫护花”，“倒洗澡水不能把孩子也泼掉”。
这场信誉危机，也让晋江官方开始了从“无为而治”到“有为引导”的转变。尤垂镇到任后，首先要处理“假药案”以及受其影响被迫停下的当地经济。县委领导班子在连夜开会后达成共识：要正确对待“假药案”，吸取教训，“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帮助广大企业主放下思想包袱，继续支持群众大办企业”。在整顿企业、处理干部的同时，培育了当地乡镇企业活力的“五个允许”被保留下来。晋江也在此后大抓质量管理。1987年，陈埭镇提出“质量兴镇”，自筹200万元与农业部联办了省内第一家质量监督所，也是全国第一家鞋塑质检所，这类质检所此后在整个县城被迅速推广。1988年，晋江喊出“质量下，晋江衰；质量上，晋江兴”的口号，狠抓质量建设，引导鞋类等产业进入质变阶段，自此迈上了与同期的莆田不同的制鞋之路。
陈埭是一个典型的沿海小镇。这片土地水网密布，大小工厂傍水而立，少了一丝水乡的温润，多了一丝工业化的硬冷。乌边港和一条分支溪流在镇中央呈十字形交会，让整个镇子被切成四块，宛若一个大地上的坐标系。
十字的中央是陈埭镇四境社区。它坐落在镇中心，紧邻镇政府，是一片低矮方正的楼房群。楼体遍布雨渍和被它洗刷过的防盗网，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老旧模样。楼下全是跟做鞋有关的商铺，外部就是镇区主干道，即将与修建中的大道打通。1991年重回晋江的项南，很可能就是沿着这条主干道深入陈埭的。那时的四境社区还是村，项南离开后不久，四境村就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迅速崛起，走出晋江鞋业的一条新路。
项南离开陈埭后的第二年，改革开放迎来了历史性转机。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晋江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这一举措被解读为对它过去10多年成绩的肯定，也是对新阶段的考验。那时的晋江虽已脱贫，但自1978年起的粗放式发展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满天星”般的乡镇企业致使民宅分散簇起，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与配套失序，产业缺乏有效规划，两万多家乡镇企业中的63%集中在村落。在一个草莽生长的初创年代，这个沿海山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并不成正比。甚至可以说，它的工业化正在拖累城市化。
晋江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引导产业集聚来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当时一位领导干部总结，如果说当年学界讨论的“晋江模式”主要着眼于经济制度变革，那么从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来看，晋江在1992年后走的则是一条以发展产业集群来实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道路。
在制造业生长的过程中，发展产业集群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很多制造业重镇都开始形成一定的集群效应。毗邻港澳的广东顺德从学做风扇起步，在10多年里将顺德北滘镇打造为一个电风扇制造中心，占据1991年全国十大乡镇企业的半壁江山。后来，以美的为代表的顺德企业又进军热水器、微波炉等领域，北滘镇迅速成长为全球家电业重镇，汇聚起大批上下游企业。它们依附于这条产业链，顺着G105国道一溜排开，蔚为壮观。1993年，美的集团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在乡镇企业基础上改造而成、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
同样作为一个高频、刚需的品类，按照制造业的成长规律，晋江鞋业也到了生长自己产业集群的时刻。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制鞋业的发展，当地对鞋材的需求猛增，出现了专业分工倾向。罗涵先1985年来调研时，陈埭已形成了16个专业村、大批专业的厂和专业户，有鞋楦、鞋底、鞋跟、鞋泡、炼胶等，有的厂会把各个工序分解到各专业户，“整个社会都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