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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市民政局的网站上找到一个数据。截至2021年底,上海共有4628个居委会和1556个村委会。按照今年公布的1万居民人口计算,一个居委会平均要服务4000多人,而居委会的配置一般不超过10人。疫情期间,我看到了很多居委会干部的累和苦。他们普遍反映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人手严重不足”。
从绝对数量比来看确实如此。但是我觉得,居委会不能只看到它有几个工作人员。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每一个志愿者甚至每一户都可以成为保护社区的力量。以我的经验,居委会的几个干部完全不可能包揽辖区内的所有工作,但能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之前网上流传虹口区嘉兴路街道港丽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刘淼的录音,我很感动。当时他反复确认了打电话的医护人员的身份,因为“放你出来我要承担责任”。
居委会干部没有三头六臂。以“看病”为例。我们社区的志愿者中有一个“医疗团”,动员社区里有医学背景的医生和居民。居民生病求助时,会先进行视频咨询,给出意见,也作为居委会是否“放行”的专业参考。
当然,不是所有社区都能成立“医疗队”,但所有社区的居民都必须有“宝贝”。都说上海人有“边界感”,但我们也有“公益感”。在这次疫情中,我看到太多的普通市民主动站出来,承担起抗击疫情、保护家园的各种任务。他们都是未来社区治理的新生力量。
我和朋友聊过这个问题。他住在市区的一个居民区,有5000多居民,居委会就在居民区。即便如此,居委会也不“管”他们。比如在物资保障方面,除了街道发放的“大礼包”外,其余物资供应基本靠居民团购完成。
但居委会也和业委会、物业协商了规则。比如所有的团购都要提供相关的证书和资质,“团长”必须是志愿者,负责到货后的检查和签字,监督现场消毒。要组建3-5人的志愿者队伍完成发放,不需要值班志愿者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居委会已经可以照顾老人,服务病人等特殊群体,甚至有精力为独居老人点好菜。
疫情期间可以这样做。我觉得首先是居委会对辖区居民结构非常熟悉,知道哪些力量可以调动,哪些群体需要保护。我的许多朋友都发起了公益活动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独居老人和重病患者。如果这些社会资源能及时满足社区的需求,也能缓解部分社区的压力。我甚至认为,未来基层组织的设计,可能不仅仅是基于“人口”这个因素,而是会根据实际需要,把力量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当我被关在家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老电影。当时居委会干部和片警对居民就像亲人一样熟悉,这得益于“走街串巷”的工作模式。但今天的人口规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高层混凝土建筑的生活习惯也与穿流吹来的弄堂大相径庭。过去的老方法可能不适合现在的环境,但它仍然需要基层组织不断探索和创新,以了解、依靠和服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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