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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又译海勒斯）的《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文版于近日面世。在生成式AI重塑人类认知边界的当下，这部著作的引介可谓恰逢其时。然而，要真正理解海尔斯“计算宇宙”观点的激进与审慎，我们不能止步于书名的隐喻，而必须重返“代码作品”（codework）的历史现场，去打捞那些在书中隐而未显的理论潜流——尤其是约翰凯利（John Cayley）与海尔斯之间关于语言、代码与具身性的著名论辩。
通过回溯这场关于“计算体制”与“人类语言特殊性”的理论博弈，本文试图在海尔斯的宏大叙事中寻找裂隙：如果宇宙的本质即计算，那么人类主体的特殊性何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这一命题否定了对起源丧失的哀悼，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开启了新的亲缘关系。但吊诡的是，恰恰因为我们承认了这种深度的纠缠，才更需要在这个关系内部通过否定来确立主体——即最终宣告“我的母亲不是计算机”。
（美）凯瑟琳海尔斯《我的母亲是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M].陈静 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一、引子：当我们谈论“代码作品”
当我们凝视屏幕时，屏幕也在凝视我们。海尔斯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的开篇，并没有直接抛出晦涩的哲学概念，而是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处于语言与代码夹缝中的“中间地带”。在这里，文学不再是印刷在纸张上的墨迹，而是演变为一种被称为“代码作品”的奇异存在。要理解海尔斯宏大的“计算体制”（regime of computation）理论，我们必须首先直面这些处于破碎边缘的文本。它们是理解海尔斯核心概念——“媒介间性”（intermediation）的最佳入口，因为它们赤裸裸地展示了自然语言与计算机代码之间的暴力融合、相互渗透与这种纠缠所产生的审美震惊。
在海尔斯的关于代码作品的论述谱系中，网络艺术家Mary-Anne Breeze（又名MEZ）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1]。MEZ创造了一种名为“mezangelle”的混合语言，这并非一种为了机器执行而编写的有效代码，也非为了人类流畅阅读而书写的自然语言。用海尔斯的话来说，它是一种赛博化的“克里奥尔语”（Creole），一种在互联网早期BBS、邮件列表甚至MUDs（Multi-User Dungeon，一种基于文字的多用户虚拟世界）的混沌中诞生的混杂语体。
MEZ的电子诗the data][h!][bleeding texts（2001）界面截图。作品以“mezangelle”这种混合语，将自然语言与代码缠绕在一起，在闪烁滚动的界面中呈现一个被计算条件重写、不断“出血”的数据身体。（截图自网站The NEXT: The Museum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mezangelle的特征在于它对编程语言句法元素的挪用与重组。它大量使用ASCII字符、括号、反斜杠、点号以及类似Perl语言的变量标记，将英语单词切割、解剖并重新缝合。例如，MEZ其代表作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中，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符号集合。让我们对这个标题进行一次海尔斯式的联想与细读：data（数据）与bleeding（流血/渗漏）这两个词被各种符号咬合在一起，方括号仿佛变成了某种手术缝合线，或者是某种被撕裂的伤口边缘。数据不再是冷冰冰的数字，它有了肉身，它在“流血”。这隐喻了在计算环境中，信息的传递往往伴随着意义的损耗或溢出，似乎也暗示了海尔斯一贯强调的观点——信息永远无法彻底脱离其物质载体。这种语言实践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游戏，它深刻地揭示了数字文本的本质：在屏幕背后，所有的符号都是代码的幽灵。可以说，mezangelle通过“身份交换”和语言游戏，模糊了人类作者与机器执行者之间的界限。
某种程度而言，代码作品的核心美学张力在于其“不可读性”。对于不熟悉编程的读者来说，mezangelle是一堆乱码，一种视觉噪音；而对于严谨的程序员来说，它往往又是充满语法错误、无法编译的无效代码。这种双重的不透明性，恰恰是其存在的意义。MEZ的作品挑战了这种二元对立，她创造了一种处于“中间状态”的文本。这种文本悬置了意义，迫使我们去关注媒介本身。回到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这一作品，括号[ ]的使用既是视觉上的阻断，也是意义的扰动。在编程语言中，括号可能是一种功能的边界，用于包含参数或定义执行范围。但在MEZ的诗歌中，括号内的内容（如[h!]或[e]）既可以被阅读，也可以被忽略，甚至作为一种注释、一种潜台词存在。这种阅读体验要求读者必须习得某种“机器视觉”的习惯——学会像解析器（parser）一样去处理文本的嵌套结构。海尔斯认为，这正是人类认知模式向计算逻辑的一次妥协与协商。为了阅读mezangelle，我们必须让自己的一部分思维“机器化”。这便是人类主体性在数字环境中发生位移的直接证据。我们不再是语言的绝对主宰，我们成为了语言与代码之间的一个“中介者”。这样的思考在本书的第八章《仿真叙事：虚拟生物能教会我们什么》中达到了顶峰。
二、寻址与执行：重访凯利与海尔斯之争
“代码作品”作为计算体制下的一种文学实验，曾引发关于“代码本体论”的激烈争辩。这场交锋主要在海尔斯与约翰凯利——这位身兼程序员身份的数字文学学者——之间展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凯利的名字赫然列于海尔斯的致谢名单，但这场至关重要的论战并未直接显影于《我的母亲是计算机》的文本之中。
John Cayley和N. Katherine Hayles。[2]
要理解海尔斯，我们必须重返这场作为“前传”的理论现场。在我看来，海尔斯晚近的著述其实是对其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洞见所进行的“方法化”重构，而这一演进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对凯利批评的一种隐性“收敛”（convergence）。作为这一理论运动的里程碑，《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为我们重新界定数字时代的“书写”与“存在”提供了关键的坐标。
早在1999年，海尔斯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就提出了著名的“闪烁的能指”（flickering signifier）概念（其实相关论文早在1993年的October中就已见刊），用以描述屏幕文本在多层编码（从源代码到电压）之间快速转换、刷新且缺乏固定物质铭刻的特性。她认为，这种“闪烁”打破了传统符号学的稳定性，标志着后人类文本性的诞生。
然而，凯利在他2002年的檄文《代码不是文本（除非它就是文本）》[“The Code is Not the Text (unless it is the text)”]中，对海尔斯这一理论以及当时弥漫的“代码即文本”倾向发起了猛烈攻击。凯利的核心论点建立在两个关键概念之上：地址（address）与执行（execution）。凯利指出，海尔斯的“闪烁能指”虽然捕捉到了屏幕文本的不稳定性，但却掩盖了代码真正的本体论地位。
首先，关于“地址”。凯利指出，自然语言（小说、诗歌）是指向人类读者的，而代码的首要受众绝非人类，而是机器——具体来说，是中央处理器（CPU）。代码不仅仅是被阅读的符号，它是指向计算机内存中特定位置的指针，是对硬件发出的操作指令。其次，关于“执行”。凯利强调，代码的本质在于它能“做事情”（doing）。一段代码如果不能运行，它就只是一堆死去的字符。代码具有一种功能性的时间维度，它在运行过程中介入现实，改变状态。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路也与当今被冠以“媒介考古学”的学术源流相交汇。归根结底，凯利认为，当海尔斯和代码作品创作者把屏幕上显示的、无法运行的“伪代码”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文本时，他们实际上是犯了一个范畴错误：他们迷恋的是代码的“图像”或“表象”，而忽视了深层运作的、不可见的代码本身。新海尔斯
在2005年的《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海尔斯并没有回避凯利的批评，而是通过构建更精细的理论框架来吸纳并超越这一二元对立。她承认凯利关于代码“可执行性”的观点是正确的，代码确实具有独特的、不同于自然语言的功能性。虽然从未明言，但她拒绝接受凯利由此推导出的“代码完全不同于文本”的结论。
为了回应凯利，海尔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媒介间性”的概念。她指出，虽然代码在底层确实是机器指令，但在当代的计算文化中，代码已经不仅仅是工具，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代码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仅影响机器，也深刻地反向塑造了人类的自然语言（言语和书写）。海尔斯辩称，虽然代码具有双重受众（机器与人类程序员），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的机器可读性就将其排除在文本研究之外。相反，代码的注释、变量命名、甚至其逻辑结构，都是人类思维与机器逻辑相互纠缠的产物。
海尔斯进一步论证，凯利所谓的“深层代码”与“表层屏幕”并不是截然断裂的，而是通过复杂的反馈循环紧密相连。屏幕上的“闪烁”正是底层代码执行的结果。因此，阅读数字文本不应像凯利建议的那样将代码与文本“分家”，而应采用一种特定媒介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3]的方法：既关注代码的逻辑与执行，也关注其在屏幕上的符号呈现，并分析这两者是如何通过“媒介间性”过程相互生成的。通过这种方式，海尔斯在《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完成了一次理论的辩证综合：她接纳了代码的“功能性”，但坚持将其置于广义的符号学和文化实践中进行考察，从而避免了将技术神化或将其与人类意义彻底割裂的技术决定论倾向。
三、宇宙作为一种计算：对沃尔夫拉姆“新科学”的形而上学批判
公允而言，代码作品作为计算体制下的微观美学，并未攫取海尔斯的过多精力，在本书理论含量最高的前两章，海尔斯花了相当的篇幅批判分析沃尔夫拉姆（Stephen Wolfram）的“宏观神学”——《一种新科学》（A New Kind of Science），这部分内容构成了她对“计算世界观”的深刻审视。沃尔夫拉姆的核心论点建立在对“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 CA）的研究之上。元胞自动机是一种极为简化的计算模型：在一个网格上，每个格子的状态（黑或白，0或1）仅由其上一时刻的状态及其邻居的状态根据一套简单的规则决定。沃尔夫拉姆系统地研究了所有可能的256种基本规则，并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发现，即使是最简单的规则——例如著名的“规则30”和“规则110”——也能生成极度复杂、不可预测且看似随机的图案。这种复杂性并不是由复杂的输入或复杂的方程产生的，而是由极简单的规则通过反复迭代涌现出来的。
基于此，沃尔夫拉姆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假设：宇宙本身的复杂性（从流体力学到生物进化，再到人类智能）可能并非源自复杂的数学方程，而是源自简单的计算规则的迭代。宇宙不是由微积分描述的连续体，而是由离散的、类似元胞自动机的简单规则生成的数字结构。沃尔夫拉姆进而提出了“计算等价性原理”（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该原理断言，所有非显而易见的简单系统，在计算复杂性上都是等价的。换句话说，一旦一个系统达到了产生复杂行为的极低阈值，它就具有了“通用计算”（universal computation）的能力。这意味着，一个简单的元胞自动机在计算能力上与人脑、超级计算机甚至宇宙本身是等价的。根据计算等价性原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生命力”或“灵魂”让人类显得特殊，人类的智能只是复杂计算的一种表现形式，而这种计算能力在自然界中随处可见（如湍流、晶体生长）。
海尔斯对沃尔夫拉姆的批判是多层次且富有洞察力的。首先，她赞赏沃尔夫拉姆展示了“简单规则生成复杂性”这一机制，这为理解“涌现”（emergence）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她强烈反对沃尔夫拉姆将这种机制普遍化为宇宙的唯一真理。海尔斯指出，沃尔夫拉姆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混淆了“模拟”与“现实”。元胞自动机可以模拟流体的湍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流体本身就是由离散的元胞构成的。沃尔夫拉姆将连续的模拟世界强行塞入离散的计算模型中，这是一种暴力的“离散化”行为（making discrete）。
海尔斯认为，沃尔夫拉姆的理论是“计算体制”的极端体现。在这个体制中，计算既是探索世界的“手段”（means），也成为了理解世界的“隐喻”（metaphor）。当这两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时，我们就陷入了认知的盲区。我们用计算机作为手段来模拟世界，模拟的成功让我们产生错觉，认为世界本身就像计算机，这个隐喻反过来强化了我们将世界视为计算系统的倾向，导致我们只去寻找那些符合计算特征的现象，从而“证实”了世界就是计算机。在这个意义上，海尔斯直言了代码本体论的另一种可能：“即使代码最初并非本体论的，它也通过这些递归的反馈循环变成了本体论的。”
四、“媒介间性”与三种世界观的博弈
为了从沃尔夫拉姆式的技术决定论中突围，海尔斯提出了一套更具动态性和历史感的理论框架：媒介间性与三种世界观的演变。在这一部分，海尔斯直接与媒介理论家杰伊戴维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展开对话。博尔特和格鲁辛曾提出著名的“再中介化”（remediation）理论。他们认为，新媒体总是通过“借用”旧媒体的形式来确立自身（例如，网页借用了报纸的排版，电子游戏借用了电影的镜头语言）。这是一种较为线性的、形式层面的继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