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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近30年的“职业打假”，至今仍有争议。是否应该支持“知假买假”的行为？其对净化市场的贡献几何？如何在支持和规范职业打假人之间权衡利弊，平衡各方利益？在司法和执法层面，需要更清楚地衡量这些问题。
一个普通的职业打假人如何打假？随着越来越多不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案例的出现，以及市场监管“不以日常消费为目的的投诉不予受理”规定的出台，职业打假人该怎么做才能生存？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舆论形象？还需要职业打假人净化市场吗？该报记者深入备受争议的职业打假人，了解他们的所思所为，试图呈现“职业打假人”及其当下复杂的生态。
5月2日，长沙的一个晴天。初夏阳光明媚，但并不热。对于打假搭档黄苹果和胡万昌来说，好天气也是他们“找货”的黄金时间。
一大早，当黄平刚刚起床的时候，胡万昌已经为他买好了早餐，正在楼下等他。这两个人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在买买买中买”。但是，他们瞄准的是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假货。多年的“职业打假”经验，哪里可能有假货，哪些可能是假货，黄苹果“门清”。
48岁的黄苹果兴高采烈地出现了。他的发际线后移，弄了个时髦的飞机头，喷了爱马仕地球香水3354，这是他的假“战利品”。曾经他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几家保税店和化妆品店都买过，sk-II的神仙水，TF的口红，蓝海之谜眼霜等爆款产品都买过。有些是不折不扣的假货，但价格和官方专柜一样贵，有些是没有进口手续的走私货。“货真价实，不影响使用”。
“看看这根稻草。真品一定是直的，还有这个喷嘴。真品和瓶口齐平，假货做不到。感觉凸了。又假又丑。”黄平拿起一瓶香水，把它介绍给报社。
“这不是吹牛。很多工商执法部门都没有我们了解(假货)。”黄苹果说，“真假茅台，我只看包装，基本能判断；衣服的材质，我一摸就知道是什么材质。”后来，他拿出一瓶茅台。“假茅台一开始很容易分辨，比如瓶口的红丝带。真正的茅台是手工扎的，上面的数字在特定的位置。造假者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后来造假发展成了‘摘帽’，包装是真的，酒是假的。现在更多的是穿瓶滴灌，不过我可以用银针试试。”
黄苹果涉足打假领域二十多年。他认为，如果没有时间和积累的经验，别人是学不到这种技能的。作为知名打假人王海的同时代人，他是从一级市场的产品入手的。当初他是从工业盐冒充食用盐开始的。后来自学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合同法》 《产品质量法》等。甚至一些食品的过去和最新的国家标准，国家药典中一些药品的规定，都烂熟于心。
2008年，黄平向监管部门举报在酸奶中擅自添加芦荟是违法的。后来，包括原卫生部在内的六部委发布了关于芦荟胶食品的标签规定。2013年，他曝光南山奶粉维生素K1超标900多倍，均被媒体报道。
但他日常更多的是跟着四季打假。比如菊花3月上市，一等品和二等品价格相差一倍，那么是否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8月当归成熟的时候买一批寄回去检验。有没有农药残留超标？在九月，枣树被种植以观察水是否会凝固
黄平经历了职业打假的“黄金六年”。那段时间一方面配合行政机关打假。例如，在云南，他与当地执法部门一起检查制假窝点，“一卡车一卡车的假酒被带走”。另一方面，假理赔也赚了不少，“最多的一年，有六七十万元”。
2018年，黄苹果宣布退出“江湖”，沉寂数年。再加上一些变故，他的经济状况变得不好了。毕竟造假也是要花钱的。“花钱买东西赚钱，就得买贵的。”
“实质性打假”:投入大量成本去“买假货”，也会检测出一堆真的。
对于一些职业打假人来说，打假既是维权问题，也是生意问题。正如黄平所说，打假需要投入，也面临着成本和收益的双重考验。
胡万昌在长沙市中心的一个居民区有一个假货“仓库”。这是一个10平米左右的杂物间，里面摆满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酒、菜、衣服等各种商品。黄苹果嘲笑他。“一天不逛街就难受”。
"一些标签书籍上说是100%羊毛，但实际上根本没有羊毛."走进仓库，胡万昌从塑料袋里掏出一件标价2000多元的女装。然后，他从旁边厚厚的一摞中抽出几份检测报告。其中一款标称100%羊毛，检测结果是16.6%羊毛。
“我其实是在打击假货，”胡万昌强调。他没有破解产品标签或过期的低价食品。除了花钱买东西，他还得花钱测试。以服装为例，做一次检测需要500元，而有的食品检测一次就要几千块。
几年前，胡万昌在长沙的高档商场买了阿玛尼、LV等知名品牌进行检测。结果他真的发现问题了。“根本没有必要去法院。一旦工商调解，商家会主动赔偿。”
然而后来在服装、箱包等非食品领域“知假买假”。不受支持。2017年5月，最高法在回复NPC代表时表示，“考虑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在购买食品药品以外情形下的营利性打假行为”。此外，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基于对“营利性”的认定，基本不受理职业打假人的投诉。因此，黄平果
对胡万昌那批衣服的索赔不太看好。不过，胡万昌说，前段长沙消费者罗女士在国金中心LV专柜买到假包获法院判三倍赔偿的新闻，对他的打假索赔起到了一点作用，“有个高档商场的商家主动联系我赔偿了。”
“其实，我们是‘疑假买假’，而不是‘知假买假’。我们买的东西都拿去做检验，经检验合格的报告，也是一堆一堆的，因为我们不是神仙。”胡万昌说。
他的“仓库”里，除了衣服、食品，最多的是酒，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等。有一次胡万昌买了一批茅台，价值数万元，结果都是真的，被黄平国打趣了很久。
不过胡万昌对澎湃新闻说，买假酒不是那么难。“有一次我在（长沙）梅溪湖一个酒店里，躺在床上没事干，打开微信‘附近的人’就搜到一个朋友圈卖烟酒的。我问她五粮液什么价，她说950块。我马上买了三箱。因为这个酒拿货价都要980块，她的肯定是假的。后来鉴定果然是的了。”
实质性打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常驻宁波的打假人朱某介绍，他之前瞄准某款大品牌的面膜打假，花了一万多元做了全套糖皮质激素检测，结果没检出问题，“这个钱只能自己出了。”所以，“如果打假没钱赚，就打不下去。那些倡导公益打假、不为赚钱的专家，让他们打上半年，就可以倾家荡产了。”朱某说。
职业打假人并不回避“公司化”、“规模化”运营。行业金字塔顶端的王海，名下经营着北京和深圳的两家职业打假公司，团队二三十人，以律师为主，通过为企业和消费者索赔获得千万元级的营收。去年，他将辛巴直播带货的假燕窝“打掉”。
王海告诉澎湃新闻，为了打美团的垄断，他们还在美团投资开了六家外卖店，“现在还能搜到2个”。为了打食品中的违法添加，他们买了上千万元的检测设备，建了实验室。
“我们投资的外卖项目还遇到过‘假打’，中关村店五六个寸头小伙，吃白食的投诉吃出26厘米长的头发。”王海说。
风向变了：“牟利者”标签如同套上的一副枷锁
在职业打假人而言，打假风险可分为三种：买不到假货的风险，索赔不成的风险，遭遇打击报复或者被刑事追究的风险。
对于实质性打假而言，被报复的风险不可小觑。举报了600起食药违法案件的陈胜金表示，其实家人一直反对他打假，“怕我被别人报复。”
从业多年的职业打假人冯志波说，“有些商家赔钱后说几句威胁的狠话，这个都可以理解，也极少有商家因为赔钱后而来上门行凶的。”
在黄平国看来，随着经验积累，第一种风险可减少，第三种风险相对可控，现在最大的是第二种风险，且越来越大。社会舆论对于职业打假的风向也在变。
“真正的打击假货，对社会有帮助，没有什么好说的。关键是一些打假‘人’的问题，挣过分的钱。”一位资深打假人表示。
“2015年新《广告法》刚出来，马上网上就有一份所谓的极限词名单，很多小白就根据那份名单‘打假’索赔。”常年在电商平台打假的朱某介绍。“吃货”、“羊毛党”、“撸界”，这些直奔“索赔”这一纯粹目标的群体的出现，使得打假变味了。
同时，随着这个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职业索赔”这个区别于“职业打假”的称呼，由此出现，并在一些场合代替了“职业打假”。
陈胜金很困扰于“职业索赔”这个叫法。在申请举报奖励时，他被一些行政机关以“牟利不正当利益，该利益不具有合法性”为由拒绝给予奖励。今年6月，他把部分打假获得的举报奖金捐赠给了红十字会，体现他不是只为索赔，而有回馈社会之心。
陈胜金（右）将他的5000元举报奖金捐给了雅安6·1级地震灾区。受访者供图
一位早年从事打假随后转行为律师的前打假人介绍，不仅仅是“撸口子”这些薅羊毛的，“职业打假人”群体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三倍、十倍引诱，让很多进入这一行业，导致这一群体里出现很多唯利是图、没有底线的人。一些打假人尚有原则，试图行侠仗义，进行苦行僧式打假，有些人则是地痞流氓混混式缠着商家要钱，更有甚者，用敲诈手段把商家往死里整。与前者两比，后两者不在少数。”一位现已转行为律师的前职业打假人说。
重庆知名打假人、曾被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会授予“做中国良心打假人”事例奖的叶光介绍，他曾想过建立打假人制度，“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都是经过培训的高素质人员；律师不合格的，也可以吊销资质，而打假人却缺乏管理机制。如果有良心的打假人能被组织起来，既为国家节约运行成本，又能为消费者维权多好。”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当下，“牟利者”的标签，像一副枷锁套在了所有职业打假人身上。“一些判决怎么能连真正向假茅台酒索赔都不支持了，那不是让造假分子更猖狂？”胡万昌表示难以理解。“一些职业打假人的自身素质有问题，咱们不回避、不否认，但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山东职业打假人纪万昌说。
为了锁定证据链，职业打假人购物时常常携带手机拍摄购物全程。然而在一些判决的认定中，购物携带手机录证据，明显就是为了取证索赔牟利。而如果没有全程证据，商家又很可能否认假货由其售出。
“没有视频说你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有视频证据你就是职业打假人，是牟利，不支持。”胡万昌说，职业打假人陷入两难。
“进行证据保全维权，就说你不是消费者，不保全的就说你证据不足。”王海进一步说。
风向的变化，不少职业打假人发现，传统的投诉、举报、起诉的打假“三板斧”，所起的作用在逐渐减小。
今年315期间，胡万昌在长沙一烟酒店买的19瓶茅台，其中17瓶为假。他全程录像，并通过茅台公司鉴定为假酒，但商家仍不承认其售假。商家的这种“死扛”让他的维权陷入困局——他得证明他将酒买回之后、送市监部门之前，他没有调包。
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前几天，胡万昌在岳麓山下一家烟酒店买到假酒后，他就站在店门口给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举报，“现在售假分子都非常狡猾，假酒都不会摆出来，监管部门也查不到，现在我抓到了现场，实锤了，他们能不来吗？”胡万昌说。
与商家的索赔谈判，也是一种心理暗战。
胡万昌播放了最近一次在向市监部门举报后与一售假商家的协商赔偿录音。烟酒店女老板在电话那头从“退一赔十”还价到“退一赔三”，并承认了售假，“酒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卖给你前面的散的是好酒，后面有8个差（假）的，我心里有数，是回收的，钱我都退你，你去把工商（市监）的投诉撤了。（赔偿）你能少一点就少一点吧。”胡万昌没再坚持“退一赔三”，但还是要自己报的数字。
女老板语带哭腔，“我刚跟我老公吵架，我们本来感情就不好。我的烟刚被烟草查了，也要罚几万，我这店都经营不下去了……”胡万昌打断了她，发出了一个“灵魂”之问：“你明明知道是假酒，为什么还要卖呢？”老板娘顿时收住了抽泣，平静地说，“说实话，你们是不是也是有意来买的？明人不说暗话。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去年也卖过一瓶，也赔了一点钱……”
胡万昌说，假酒十倍甚至更高的暴利，让商家铤而走险，这也是人性。他发现一些售假者在谈赔偿时“装可怜”，但事后在朋友圈“炫富”，“开豪车，高消费，如果不卖假，他们能赚这么多？”胡万昌说，但有好几次，看到商家确有苦衷，他就放弃了索赔。比如一个卖过期食品的，聊天中，老板透露他小孩死了，“赔偿我就没要了”。
朱某告诉澎湃新闻，打假索赔时，除了法律标准外，他也会考虑人情世故。他曾经和宁波一市监所长聊天，“他说，‘攻大戒小，不要成为把别人压倒的那根稻草，对于故意实施违法行为的，应该严厉打击，确实不是故意的，应该给别人机会’，这话我认同”。
前一段，朱某打一个河豚鱼干，后来得知是两个孩子刚创业，进货渠道没问题，确实是不懂，他仅要求他们赔偿了一百元，“毕竟他们违法了，同时给他们提个醒。”
在胡万昌和黄平国看来，打假有段位，层次有高低。对于圈内有些打假人“每次只买不超过60元的东西”，专挑标签瑕疵问题进行十倍索赔，两人也看不来。“打那些小店铺没意思，人家本来就是小本经营，有些店主还是老人家，只是讨个生计，有的确实是不懂（食品安全法）。”
【责任编辑：郭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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