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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清的《山乡巨变》与《被开垦的处女地》(周立波的《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相比，比肖洛霍夫的《创业史》更具原创性，对浩然、路遥等几代农村作家影响较大，在文学史上意义更大。
103010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这三个典型人物，在同时期的中国小说原著中是找不到的，在文学形象上有了拓展意义。
梁老汉这个角色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比《创业史》的亭子面糊，甚至《山乡巨变》的老头，更有动感和立体感。他是一个老派农民，他的传统观念与梁生宝的“新人”观念有很多冲突，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最后，在事实面前，他主动改变自己，转而支持儿子的事业。103010被别人说了很多次，梁生宝在很多方面都跟着继父梁三。比如他很勤奋，很努力。况且梁三老人是“义”的。他对妻女好，把梁生宝当亲生的，疼自己的童养媳。他是一个模范家长，他从不数落邻居。他非常真诚。比如清明节的时候，他看到儿子不思为自己的童养媳上坟，就为她的童养媳感到委屈，在她的坟前痛哭，招致保守派亲戚的指责。这说明老人的品质和儿子非常一致。
有人认为梁三的胸怀和眼界有限，但其实他是小说中的智者。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一份财产。“二十亩瓦房，老婆孩子一个热炕头，最好再来一头牛，踏踏实实过日子”是他的目标。他几次成立物业的梦想都落空了，前几次他都很乐观，因为他还觉得养两次牛都是偶然。他失去了牛，他不能再租土地了。他知道他的失败是不景气的必然结果，他很沮丧，得了哮喘。直到解放后，他的土地被分割，他的生活才有了希望。但他绝不是一个贪婪的人。解放前，他的继子被捕，他不惜卖牛赎回儿子。有一段时间，他不理解儿子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破坏过。只是他儿子不用走庄稼人的老路，他没有安全感。老人怀疑儿子的合作组能成功。当他不激动的时候，他没有随意发狠，而是主动去找他认识的一个聪明人——乡委的陆聊一聊。鲁的秘书耐心做了他的工作后，他觉得让儿子尝试另一种方式并不是一件坏事。可见他虽然固执，但也是讲道理的，不仅仅是保守。后来合作组成功了。虽然他的家族企业目标没有实现，但他穿上了新棉裤和外套，生活前景乐观。他也因为是梁生宝的父亲而受到尊重。此时他在想，儿子的事业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可见老人看事情的眼光比一般人强。
书中对梁生宝的评价，“公道”“能干”，在当时的一个村子里是找不到的。习惯了小生产的农民能做到“公平”是难能可贵的。梁生宝“家教好”，养父梁三言传身教，老老实实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他在租地时长期受压迫，逃丁时遇到共产党，后来当了民兵，参加了土改。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接受了“只要有私有制，农民就穷，农民就富”的社会主义观念，于是积极参加合作社改造。
“能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劳动技能高。梁生宝，有着父亲的童年，一直从事农耕，工作时间长，熟练各种农耕活动。在这个村子的年轻人中，他是首屈一指的。第二，他有一个生动的大脑，能学会用，能长远的看事情。他虽然只上过一次扫盲班，但文化水平差得几乎不行，读写能力还不如前几年的村上。但通过积极的党内学习，他可以对党的政策有自己的理解，甚至县乡两级领导在讲政策时也能讲得头头是道。(领导走群众路线，用的是群众语言，所以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普通话的领导，我们也会这么做。他能想到省模范互助组在大会上介绍的搞副业的经验，组织贫困户上山砍竹扫帚卖钱，让贫困户度过春旱，增加收入，这是他学习能力的体现；第三，他的组织能力强。梁生宝逃脱了抓捕，年纪轻轻就在外地磨练自己，懂得与人打交道。他实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的合作化政策，非常得心应手。当合作群里有人闹着要退群的时候，他能够好心的让两人坚决退群，留下了“你随时可以回来”的活备注。同时，他劝说那个犹豫要不要退团的人有道德缺陷。
梁宝生属于农村青年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路遥《被开垦的处女地》继承。不可否认，现在有人不喜欢梁宝生宝了。对于美国化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梁生宝投身于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事业，甚至常常不得不放弃一些私利。对他们来说，法律不禁止的个人利益都是要争取的，否则就是不自由，反人类。但按照法德主流自由主义观念，梁生宝努力实现人生价值，“不受物欲控制”，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和成人本性。每个读者的价值标准都不一样。至于如何评价梁宝生，不必强求一致。读者对他的人生哲学有所了解还是一件好事。
郭振山是一个很有活力很复杂的人。他在土地改革中起了领导作用，他也是著名的农作物领导人。他在村里很有威望，生活也越来越好。郭振山曾经有过发财的想法，甚至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受到批评后，他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把个人利益与党的要求协调起来，放弃了发财的打算。他非常重视自己在村里的权威，不想受到后起之秀梁胜宝的挑战。所以，他不希望梁生宝的合作集团壮大，但也没想过下绊子。另一方面，他也为党努力，领导了一个合作小组(但这个合作小组是强强联合，被批判后开始接收困难户)。他在购粮国干得不错，平时也不喜欢损人利己的行为。他更关心一些贫困户的生活困难，但总体上仍然为农村建设做出了贡献。上级说他有能力，但是他不敬业，说他不如梁生宝有资格做合作社改造的基层领导。
早时候的一些评论说，郭振山是在“堕落”的过程中，只是还能或主动、或被动地受到体制的约束，没到自绝于党和人民的最终结果。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了。读者不难相信郭振山这样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大量存在的，对社会起到的作用也是利弊均有。
《创业史》中对矛盾的设置还是很可观的。梁生宝（社会主义新人）、郭振山（有缺陷的农村领导）、梁三老汉（较开明的传统贫农）、郭世富（有中庸意识的勤劳上中农）、姚士杰（心地阴暗，有能力的富农）这些重要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理念，这些个理念各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不同理念的不同部分有的针锋相对，有的不共戴天，有的能达到妥协，甚至有的还能深度契合，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农村意识形态圈。相比之下，《山村巨变》连反革命都反得那么地“田园化”，在思想认识上明显不如柳青那么沉厚。
两性观念在中国农村题材革命小说中几乎是落不下的。而且，共产党的婚恋政策和性权利观念往往与传统农村的保守观念有抵触，这逃不出敏感的作家的眼睛，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施以影响。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算是尽量拉近这两者的距离，把农村保守观念中对恋爱自由的微弱支持最大化地利用了。孙犁《铁木前传》中，小满希望离婚另嫁，最求幸福，也多少得到了些同情。而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了在日军兽窟中受蹂躏，最后携带情报逃出的农村女孩贞贞，最后随干部们去延安学习，并投身革命的故事，而干部们对贞贞的尊重和友善，使保守的村民不理解和敌视。《创业史》中，梁生宝性格上的缺点（一听改霞说去工厂就不想理人家了），和错把个人爱情置于靠后人生行动的做法（非要等秋收后再谈恋爱），使他失去了一次获得一个不错的人生伴侣的机会。而素芳的遭遇更加令人心酸，素芳被家庭深度压迫，因为自身的想法较为狭隘，在试图找到出路的尝试中，又被姚士杰玩弄，在村中也备受歧视，这也说明了，人类解放的进程中，在事实上总有一些角落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并未被真正解放。这也是《创业史》的一个超越时代的意义。
另有《创业史》与农业集体化关系的评论，见ef=如何评价《创业史》与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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