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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作家刘清的百年诞辰。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经典名著《创业史》和无尽的纪念与讨论。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刘清“深入农民群众，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是作家刘清向后来者提出的重要课题。
“春风处处讲柳青”。在纪念刘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这位来自刘清故乡陕西吴堡县3354的作者，为我们讲述《创业史》第一家出版社背后的故事。
1958年4月底，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来京出差，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去看望他。聊天时，杜鹏程说刘清已经完成了一部小说的初稿。那时，刘清已经出版了两部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作家。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红旗谱》103010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并计划在一两年内出版一批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就这样，刘清的小说偶然进入了编辑的视野。5月1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版室”给刘清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刘清的支持。小说定稿后，将由他们出版。第二编辑部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二编辑部，即文学编辑部。6月25日，刘清回信并礼貌地拒绝了出版社的要求。他觉得小说第三稿还没写完，写完就要出版了。出版后才能谈出版，估计要一年甚至更晚才能出书。所以，我不想太早做出承诺，以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压力。他让出版社到时候联系你。
为了尽快“抓”到这部小说，出版社安排了当时社会上“唯一受过训练的人”、最擅长与作者打交道的文学编辑黄易专程去长安县皇甫村拜访刘清。临行前，文学编辑室主任蒋对说：“这次如果能在长安拿到的小说，那就是胜利，要记住你的丰功伟绩！”黄见过后，知道他的来意才开口。刘清在家里招待了他，并倒了两杯酒。他们两个边吃边聊，聊得很开心。自然就达成了合作意向，可谓一顿家常菜，两杯红颜知己酒，成就了一场“良缘”。当然，这可能与刘清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工作有关。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共青团中央的下属单位，中国青年报社是兄弟单位。如果底层有老关系，说起来容易，事情也相对好办。
8月7日，刘清和出版社签订了《红日》。这是一份标准合同，出版社加盖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合同草案专用章”。刘清在手稿的空白处填上了“小说”一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填上了具体日期。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刘清已经正式答应将小说《约稿合同》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8年10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布置国庆十周年献礼事宜。会后，各出版社都准备好了礼物，中国青年出版社也不例外。1959年的小说被列入出版计划，作为赠送的重点之一，希望在告知书稿名称、大概字数和交付的同时，他还郑重告诉，出版社的领导将于近期到长安县拜访他，以便进一步商谈出版事宜。当时，刘清正准备重写小说的某些章节，于是他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第一本书仓促完成，出版后有许多遗憾，将来就很难写出主要部分，这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和不尊重。至于‘礼物’，在刊物上发表就够了。”刘清要求出版社将这部小说从1959年的出版计划中删除，并于1960年第一季度出版。
其实《创业史》本来不叫《创业史》。1959年3月号10月10日010期的封底上，有一则公告：刘清的新小说《创业"史》的第一部小说《稻田风暴》于4月出版，历时约半年完成。小说如期在0103019年10月第4期连载，第11期完稿。一开始题目是《创业史》 (《创业史》，第一部分)。从第八期开始，去掉了“稻田风暴”这个词，直接叫“《延河》，Part 1”。在页面的右下角，发来了一条说明：从这一期开始，刘清同志接受读者意见，取消了《稻田风暴》的标题，改为《创业"历史》
《延河》出版后，为了更好地修改，刘清要求出版社收集各界对《稻地风波》的批评意见，最好剪贴。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后，安排王同志到长安，亲自交给。
1960年1月23日，刘清将小说第一卷的修订版送到出版社，并告知出版社第二卷的修订版要晚一些，这样就可以在2月底3月初寄出。因为第22章要拆掉重写，又因为哮喘发作，如果住院，就要晚一点把稿子寄到时间了出版社很体谅刘清，说《时间》是刘清自己安排的，稿子收到后，出版社会尽力把握，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三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第二卷，就按照调度安排。为了抓住时间，争取在7月第三次全国文化大会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部和计划印刷部门也开了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耽误时间。
103010正式出版前，为了配合建国十周年的宣传，出版社想出一本新书。刘清不想在出书前过早宣传，考虑到出版社的需要，勉强同意了，但要求出版社只做“简单介绍或公告”。
103010校样出来后，出版社提出了几处文字修改的建议，并陈述了修改的理由。之后，刘清对《创业史》出版的一些细节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关于封面设计，已经在美术工作室设计了几个草图。刘清认为“天蓝色更好”，“米色和橙色搭配起来更好看”。关于《创业史》内部文件，刘清希望
采用像《风雨的黎明》那样的薄纸，担心纸厚了难看，也不方便携带。出版社给柳青邮寄了《我们播种爱情》《草原烽火》等不同小说的不同版本，供柳青参考。柳青希望《创业史》用36开的小开本，说这样可以装在衣兜里，便于读者携带。36开本是非常罕见的开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尚无先例，但既然柳青有这个要求，出版社就满足了。关于书脊的格式、颜色、字体以及“出版说明”应该放的位置，柳青都做了详细的交代。最后，柳青叮嘱出版社，付印前，书的封面、内封面、引言、出版说明、内文，他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寄大样时，希望从扉页到最后一页全部寄给他。他还说，书付印时，真想亲自到北京去一趟，可惜因为家中要修理院墙，时间上有冲突，实在去不成。为了避免出现差错，柳青发电报，要求出版社“两卷一同付印”。出版社为了赶进度，寄大样时用的是航寄，柳青亲自审定以后，就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印刷厂。
这样，由黄伊拿回版权，因故由陈碧芳负责过一段联络和编辑工作，最后由王维玲担任责任编辑的《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就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首印10万册，定价1.54元，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布面精装本不知为什么有两个定价，有的定价3元，有的定价2.3元。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创业史》初版本是没有插图的。事实上，出版社从一开始就想加入插图，并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先后找了北京师范艺术学院装帧系主任阿老和《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的苗地，两人都是大家，都愿意为《创业史》画插图，但是因为手头工作任务很重，时间紧，不敢贸然答应。出版社希望柳青通过个人关系，请求华君武给部下苗地匀出来一些时间，以便绘制插图。但是，柳青更希望用有才气的年轻画家。于是，出版社又找了几位年轻画家，分别画了插图，其中有一位于姓画家的插图，柳青觉得很好，说如果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就用他的插图。但同时，他又说，如果时间匆忙，初版可以不插画。到最后，《创业史》出版时，终究还是没来得及把插图加进去。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样本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样本组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挤出一本给他，并说，这回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将来我们也可答应你们的要求。”《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他征得长安县委的同意，决定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全部捐献给他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作为社办工业的经费，但不知道基本稿酬有多少。柳青希望捐献给公社的数目，不少于全部稿酬的一半。如果基本稿酬比例小，而印数稿酬比例大的话，就以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4月6日，出版社给柳青回信说，得知柳青要把《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捐献给公社办工业，编辑同志们非常高兴。经过计算，《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约为5025元，初版如印行5万册，印数稿酬为8250元，如印行10万册，印数稿酬为元。尽管当时纸张供应非常紧张，但出版社想争取印行10万册。
6月14日，柳青给王曲公社写了一封信，交代捐献稿酬的事情。他说，他将《创业史》第一部的基本稿酬和第一次印刷10万册的印数稿酬两宗共计元全部交给公社，希望用于发展工业，或购买机械，或修建厂房，都可以。他特别强调，这件事除了负责干部知道外，不要在群众中间宣布，也不要做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宣扬。他还说，如果有人这样做，他认为是错误的。可见，柳青是多么低调、务实！柳青给公社的并非现金，而是一张取款单，他让公社派人到银行去转账。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农业机械厂。
在1960年3月28日柳青给出版社的信中，他还说他个人需要100部《创业史》精装本（上卷和下卷）用于赠送友人，赠送名单等出书以后寄去，希望出版社能够代寄。同时，他还想要一部分普及本，送给农村的人。6月24日，柳青给出版社开了一个赠书名单，共70多部，他让出版社把书钱和邮费记好账，以后一并结算，剩余的20多部暂时存放在出版社，还特别交代说，兄弟亲戚，赠书上什么都不要写，其余的统一写“某某同志指正，柳青，某年某月”。柳青的赠书名单中，除了习仲勋、刘澜涛、马文瑞、胡乔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等同志外，还有陕西省委、西安市委以及哈尔滨、鞍山、沈阳、大连、雅安、长安等地的友人和亲属。他在名单中特别注明，哈尔滨松江地委的六弟刘毓华和沈阳市的内弟马湛溪，要用挂号寄，由此可以看出柳青对刘毓华和马湛溪的特殊情感。
柳青在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后，觉得普及本封面的“黄带太细，字小，和上边不对称”，对布面精装本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来，装布面的，是柳青提出来的。出版社考虑到布面的在市场上销售恐怕有困难，但柳青个人喜欢，就装了一些。柳青本来想用布面精装本送人，但是看到成书后，他改变了主意，想把尚未寄出去的小开本布面精装本换成大开本的纸面精装本。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觉得布面颜色太沉，不如原书颜色好，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出版社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就在“创业史”三个字的背景处烫了一块金，柳青觉得太豪华了，怕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7月4日，柳青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赠书改纸面精装可否”，随后，又专门写了一封信，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信寄出去以后，又怕出版社为难，7月9日他又发了一封电报，内容是“如不便仍赠布面请勿作难”。出版社给柳青回信说“工厂送来布面精装本290部、纸面精装本240部”，就按照柳青的意思对赠书进行了调换。后来，柳青觉得自己给出版社添麻烦了，感到很不安，专门就这件事对出版社表示了歉意。他说，给出版社发信时，妻子马葳坚决反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信发出去了。柳青诚恳地说，他和出版社之间已有那么多的协作，他相信出版社不会认为他是百般挑剔的，请出版社原谅他。
出版社代柳青赠送给巴金的书，没有写名字，巴金回过头来，又叫柳青写。当时，巴金已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柳青感到很不好意思，觉得对前辈不够尊重。但他并没有责怪出版社，只是说：“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人总是谨谨慎慎的，而在日常琐事上，特别是在事务性的程序性的事情上，人有时并不那么细心，这是人之常情，对文学工作者来说，应该注意。”
柳青开出的《创业史》赠书名单陆陆续续在增加，沈阳作家协会马加、申蔚夫妇便是补赠的。柳青说，马加是老朋友，老朋友出的书都送他，他这回忘了送马加。所以，请出版社“勿忘为要”，还特别在这四个字下边加了着重号。
因为一部《创业史》，柳青和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
柳青长期住在长安乡下，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好多报刊看不到，想要的书也买不到，他就请出版社的编辑帮忙买了寄给他，编辑总会想办法满足他的要求。柳青想要一本1961年一月号的《文艺哨兵》杂志，出版社就写信给杂志编辑部，让编辑部直接寄给柳青。柳青想要一套《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和英国、法国、俄国的文学史，编辑跑遍了北京，虽然没有买全，但还是让柳青十分感动，这些书大多有头无尾，破破烂烂，柳青知道他们是跑书摊买的！
柳青的一对儿女刘长风和刘可风在北京上学期间，柳青因为离得太远，没法照顾他们，就把他们托付给了出版社的编辑。刘长风不满意原来的学校，想转学，编辑先后联系了好几所学校，最后找了北京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出面，帮助刘长风转到了满意的学校。当时，刘长风创业史想留级一年，柳青不了解情况，拿不定主意，就让刘长风跟王维玲商量，让王维玲给当参谋。柳青托出版社给姐弟俩找个合适的住宿地方，找了好久，找不到适合的，出版社就把西总布胡同的职工宿舍腾出两间来，让姐弟俩暂住。柳青在给编辑的信中说，成年以来，他大部分时间在基层，文艺界朋友不多，所以，既然和出版社发生了较密切的工作关系，就理所当然地把编辑同志们当作朋友来麻烦。同时，他又先后四次在信中叮嘱编辑，仅限于帮助解决转学和找房子两个问题，其他方面不要照顾。他怕孩子们不能正确理解，对他们反而没有什么好处。他告诉编辑，他对世界的要求不高，写完《创业史》，孩子们成好人，对社会有用就对了。
柳青患有哮喘病，每年五六月关中小麦扬花时节是哮喘的发作期，这个时候，他就得出去“躲病”。1960年4月26日，柳青给出版社写信说，准备五月去北京“躲病”，做出版社的客人。为了躲避报纸记者和文学期刊编辑拉稿和一般性应酬，他让出版社找了一个与外界联系很少的地方，无拘无束地住了下来。他说，这样做绝不是显示大作家的神气，而是实际需要。从此以后，柳青每次到北京“躲病”，或者到北京去开会，中国青年出版社都“包揽”了他的食宿问题。
柳青和中青社编辑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用柳青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合作关系，是为了我国文学事业的联合努力，而不是买卖关系，我很满意这种关系”。他们之间，的确不是买卖关系，但也不仅仅是同志关系，他们还是朋友，是亲人！事实上，柳青也没有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当外人。甚至到了临终前，他仍然给儿女们交代：“我不在人世后，有事还可以找中青社的同志帮助。”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怎样的一种信任啊！出版社对柳青的无私帮助，在柳青女儿刘可风的心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职业叫编辑，是出书的，他们都是热心肠的好人。”
柳青去世以后，出版社的编辑帮助他的儿女们料理了后事，还协助安排了几个未成年子女的生活。作为知己，王维玲为柳青做了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柳青的遗愿，一捧一捧把他的骨灰分放到两个骨灰盒里，一个葬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个葬在了长安县皇甫村。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现任陕西省吴堡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核心阅读
今天的中国作家，要全面地、历史地、综合地把握和思考现实，就必须从党的创新理论入手，深入透彻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指明的道路。
一个作家，要想对这个时代的农村有更深更准的认知把握，就必须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锤炼“四力”。这不仅是一个态度和责任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力和方法的问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激情写手。写新时代的中国农村，说到底就是写我们伟大的祖国，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梦想。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决胜之年。也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与全国一道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这场反贫困斗争力度之大、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新篇章。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激情写手。他们秉承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奔小康的路上，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他们与人民同心同行，写出了讴歌历史功绩、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奋斗、民族奋进留下了一腔热血。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支持项目专门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主题项目，实施脱贫攻坚主题报告文学创作项目，在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大力支持脱贫攻坚主题和农村主题创作。反映新时期脱贫攻坚和农村的伟大斗争的文学作品正在形成创作潮流。一大批优秀的报告文学率先问世，《经山海》10101《战国红》等一批小说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到今年年底，一批反映全面小康和摆脱贫困的作品将出版。中国作家奔赴全国各地，与人民一起，感受决战胜利的豪情，记录决战的历程，向这个风起云涌的努力与美好的时代交出答卷。面对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农村，面对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的书写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美丽的风景在召唤我们去描绘，还有更高的山峰等待我们去攀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于时代基础、回答时代问题的科学理论。今天的中国作家，要全面地、历史地、综合地把握和思考现实，就必须从党的创新理论入手，深入透彻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指明的道路。
面对新农村的新时代，只有深刻领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才能提高全局视野，夯实农村发展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一个作家，要想对这个时代的农村有更深更准的认知把握，就必须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锤炼“四力”。这不仅是一个态度和责任的问题，更是一个能力和方法的问题。写一个在农村工作或者外出打工的农民。我们对他的日常行为了如指掌吗？你能算出他的收支“细账”吗？事实上，我们对人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这些看似枯燥的细节上的。这就需要作家不断更新自己的感性结构。
长期以来，深厚的农村题材写作传统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了一种预设的、刻板的认知模式，使得我们在面对农村时，常常轻率地、理所当然地去想象和表达自己的感受。其实，即使写作对象只是一个小村庄，作家面对的是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历史、科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各种知识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有当我们对社会和经济结构形成了深刻而准确的理解，我们的想象力才能强大而不是粗鲁，我们的情感才能真实而不是虚荣。
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仅要投入，更要用心、用情投入。一个真正的作家，他的力量在于他宽广的人格，有能力爱自己，有能力更有热情地爱别人，在情感上更亲民。在这方面，以前的作家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刘清在陕西省长安县生活了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中的农民生活有深入的了解，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才如此生动。刘清熟悉村民们的喜怒哀乐，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的头脑能立即想象出农民们是快乐还是不快乐。“今天，深入生活的方式可能与当时的刘清不同，但刘清的根本经验并没有过时。新时代的农村呼唤一个新刘清，即一方面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另一方面要用心、用情深入人民生活。
国家到底是什么意思？习近平总书记从文明的高度认识农村，强调“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以及乡村社会，对中华文明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于乡村，文学界的朋友们大概是非常熟悉的。即使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都在心灵深处珍藏着田野和村庄。在现代以来的文学记忆里，我们曾与许多村庄相遇，文学作品中那些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条件、风俗文化各异的乡村，成为我们心中乡村的典范，丰富了我们关于乡村的想象和认识，以至于有评论家断言，乡村题材是中国作家表现最为优异的场域。何以如此？因为中国的根在乡村。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乡土中国”，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目中，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一代一代中国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通过乡村、通过农民，开始对中国、对时代有了深入的体会，都从或长或短、或直接或间接、或来自亲身或来自书本的乡村经验中获得了丰厚的滋养。然而，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是不够的。在不少作品里，我们也常常看到，作者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这样的写作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小的距离。去年，我去了内蒙古和新疆的农村，也去了湖南的十八洞村。这些乡村召唤着我的乡愁，从经验和情感上让我意识到与祖先、与传统的深刻联系。但同时，村子里那些正为脱贫攻坚而战斗的村民和干部，他们的辛劳和自豪、他们的心劲儿和向往，又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村庄是面向未来的，正在向着新的历史前景展开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创造。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
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是一场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中国、对全人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诗经》里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被渴盼了几千年的梦想将在这一年实现。古今中外，没有哪一次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的国家行动，有如此之大的规模、涉及如此广泛的群体、取得如此之多的卓越成果，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消除贫困的艰巨斗争贡献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当历史的磅礴运动正在改变和塑造着社会与生活的时候，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对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是一个根本的考验，谁站得高、看得远，谁的文学才会有高度，谁的文学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通过参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获得对自我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人民的事业，从而完成自我的锻造、主体的重塑。这样的作家，深刻地扎根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就能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从民族复兴的大局看待现实和未来，就会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不会仅仅盯着某个局部、盯着暂时的困难，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就能敏感于时代的大潮，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满怀热情，而不会自我隔绝，满足于同行之间的互相唱和、满足于小圈子的内循环。这样的作家，就会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把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
只有当作家在历史的洪流中成长为强健的主体，他才能够真正地写好“新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涌现出无数新的英雄人物。书写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书写“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这样的“新人”形象，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承载着作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与洞察，无时无刻不在与时代对话、彼此建构。他们在展开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传达着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呈现着时代的形象与意义、勾勒出历史的逻辑和前景。
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如潮不息的城乡互动，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指向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运动。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中，广大中国作家一定能够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创业史”，登上风光无限的新高峰。
[责编：孔繁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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